人民艺术家-老舍专题片解说词配音宣传片配音

找寻不到湖水的涟漪，我们无法忘记你；追寻着你蹒跚的足迹，你的身影渐渐清晰。肃立在白雪环绕的墓地前，一行简洁的文字映入我们的眼帘：文艺界尽心尽责的，即时时空无情地转换，但我们无法把他与这座坟墓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还活着。他，活在他的小说里，活在他的戏剧中，运用在教学的课堂上，活在中国、世界人民心中。

1924年，勤敏好学热情善良的老舍被教会选拔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教授中国语。从此，出身城市贫民的满族后裔走上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宣传中国文化的圣坛，与不同肤色的学生师长切磋东西方文化异同，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真理。

走在伦敦街头，随处可以被一个个高耸的雕塑、古朴神秘的教堂和藏在台阶、砖缝里的典故、传说所吸引，那错落有致风格典雅的建筑、油画里常见的田园般风景的街景郊野，全民族礼貌友好和谐亲爱健康向上的整体素质和形象，一切陌生而感人的情景像磁石般牢牢地抓住他的眼球，撞击着他那颗稚嫩的心，回望万里之遥多桀多难的祖国母亲，他的视线渐渐模糊。

1924年的英伦三岛，不仅开启了老舍的创作之门，也重塑了他的人生理念。伦敦圣詹姆斯公园31号------老舍当年侨居的公寓。徜徉在这条恬静而安详的小街，看着街头匆匆过往的不同肤色的市民，我们不禁仰望高台阶上明亮的门窗，仿佛看到踌躇满志的老舍先生在伏案疾书，在苦苦研读。老舍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学习“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于是，老舍的心开始萌动，那故乡的人人事事都一股脑地涌上他的心头涌上他的脑海涌上他的笔尖。

他开始动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创作彻底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充分运用往日中国和英国生活的种种感受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准确地说，在英国的五六年间，老舍以他特有的勤奋，创作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半部《二马》。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曾巧妙地把晏殊的爱情感受表述为文学的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恰恰准确无误地体现了老舍在异乡投身创作的形态。虽说他初期的作品，在功力和技巧方面还显得稚嫩，过于具象，但它足以体现出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的独特风范和荡涤传统文化的勇敢胆魄，同时也崭露其文学大家的气势。

老舍是唯一一位教授海外，也是最先向中国人发送西方文学发展信息的中国学子之一。但在他洋洋800多万文字，1000多部小说、戏剧和其他门类作品里，你除了从嗅觉上可以感知到那种追求自由渴求民主的呐喊外，似乎感受的都是土得掉渣的纯中国地方化、纯老北京的风俗地标和生活元素。纵观老舍先生那些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作品，你都会感到有一种气场、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的呼吸你的脉动，在撞击着你的灵魂那就是“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大众、对生活的大爱。

1929年老舍辗转欧洲列国，途径新加坡回到祖国。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艺术取向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了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他的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影响，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注城市劳动人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也从此成就了老舍的创作特色和道路。《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从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成功地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杰出作品。从30年代初起 ，他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文笔犀利，是白话小说的成功建树，也是当时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时的老舍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其文学造诣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老舍已在中国新文学战线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老舍喜爱济南，他把这里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不仅创作了《大明湖》等澎湃着爱国主义激情的作品。而且破天荒地用散文的形式写了济南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一个北京作家能把外乡济南描写得如此美轮美奂，淋漓尽致，这确实可以称之为现象：

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

“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的躺着，躺到永远。”

应该说，这些美妙的散文，在老舍作品中部多见，以细腻阴柔的语言赞美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季节在老舍作品中更不多见的。也许是呆得过久，也许是这个地方在老舍情感深处有个结，也许永远是个谜。

老舍对山东情有独钟。他在青岛呆了两年多，也就是在这里，一座僻静的小院度过了一些时光。老舍在这个小院完成了小说《骆驼祥子》的创作。今天这里被命名为“骆驼祥子”博物馆，沿着小巷尽头的小街，他每天徒步走到街头的山东大学上班。在这个大学里，老舍率先在这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完成了在中国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欧美文学传播的课程设置。

从伦敦归来，虽几度到北京会友探亲，终是远离家乡，老舍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生活还算悠闲宁静。除了做学问搞创作深入生活外，生活将就着维持，这期间，经朋友搭桥，他与胡洁青在北京相识并在1931年定情结婚，婚后先后有了长子舒乙和女儿舒济舒雨，儿女情长，老舍对孩子们疼爱有加，一家人尽享天伦。

此时，老舍的文学造诣已经升华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也使他在中国文学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声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爱国主义成为老舍创作和生活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抗战期间，写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积极直率地批判消极抗日的右翼势力和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描写他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老舍轻车熟路，加上他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入木三分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表现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以及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标志性作品。1946年3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旅居美国期间，他继续从事创作，并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将自己的一些作品译成英文。

1937年11月济南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大好河山，老舍感到亡国的屈辱，一种压抑不住的心绪促使他抛下妻子儿女，抛下如日中生的文学事业，抛下他钟爱的教育工作，只身南下，奔赴武汉重庆。一路颠簸一路劳顿，他却数日不能入寐，常常走到船头，望着两岸云雾中的大好河山，望着身后滚滚奔流的江水，久久沉思。一到大后方，他便马上投入到抗敌活动中，他频繁往来文艺界名流之间，联合团结知名文艺家组织抗敌统一战线，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建立，由于他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担负起文艺唤醒全民抗战的责任。抗战8年中，他不仅团结带领文艺界广大艺术家齐心协力为抗战宣传鼓动，而且身体力行为抗战呐喊助威。在重庆郊区小镇北碚的这座小楼里，那些文物和照片留下了老舍当年抗战生活的无数历史记忆，许多重要的社会活动历历在目。

在老舍的生命中“爱”是主旋律，所以，“爱”不但在他的作品中，还在生活的所有角落里，他的爱不仅对人对事，对自然界任何富有生命意义的花鸟鱼虫都不例外。每当你接触他的手，看到他那灿烂的笑容，聆听他极富幽默的话语，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执着真实充满童真和火辣辣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境遇的变化而改变。

1950年春天，老舍欣喜若狂地回到祖国。他像一个走失的孩子，突然回到家，突然见到久别的父母亲人一样，那种欣喜那种亢奋令他久久不能自已。他忘情地深吻这片土地，他张开双臂拥抱祖国那久违的蓝天。他希望在这片蓝天下不缀地耕耘，直至融进这片土地。

1950年5月，就在老舍回到祖国不久的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的大会上，他被推举为北京市文联第一任主席，在百废待兴的重重困难面前，他忘我地投身于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大局中。归国当年，老舍在文学艺术界率先创作发表了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他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空前成功。话剧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生活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热情赞美了新中国的诞生，讴歌了新中国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了北京市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尽管他担任多种职务，社会活动频繁，但他仍然勤奋创作。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话剧多样多产，而话剧创作更是突飞猛进：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自50年代后半期起，他的作品又转向历史题材，如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这些作品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大手笔表现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特别是话剧《茶馆》，以一座小小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进程，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解放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话剧中得到重大突破，老舍在这部话剧中表现出的惊人艺术造诣和成就引起国际话剧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老舍治学严谨，从不敷衍，不论小说还是戏剧创作都不例外。他在话剧艺术上的成就，其实是他治学精神的成功。他不仅进行创作，还坚持与演员和导演互动，倾听他们对人物和细节的建议与意见。一旦完成创作，他就一头扎进剧场，召集演员们，亲自朗诵，读剧本，找自己的感觉，了解大家的感受，借此达到与演员们交流和修改的目的。编剧与演员互动成了人艺的不成文的规矩和惯例，而这个规矩是老舍开创的。

在埋头勤奋艺术创作的同时，老舍十分关注文艺的繁荣发展和振兴，就像当年对话剧《十五贯》的艺术改造，他积极扶持和改造街头艺术，帮助盲人艺术家，有意识地引领这些有传统的艺术门类走出狭隘，登上社会主义文艺的大雅之堂。并且大胆探索创新，在老舍的全力组织和支持下，创立了新的曲艺曲种“曲剧”，并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像魏喜奎这样的老艺术家，热忱地创作为大众服务的新作品新戏曲。他看到国画家生活窘迫，就不厌其烦地找到相关部门，想方设法地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也为国画的发展找到了出路。

不仅仅是魏喜奎先生和国画家，老舍的热情坦诚使他周围簇拥了诸多的朋友知己和学生，他在文艺界朋友甚多，不管是京剧界话剧界、曲艺界，还是电影界、歌剧舞剧界，桃李天下，一呼百应。

老舍还是一个杂家。他养花养鸟养猫养鱼，特别是对菊花情有独钟，每年入秋时节，他的小院里都会香气扑鼻，上百种菊花争相斗艳。每到这个丰收的季节，他都会都会请各界好友来家赏菊，中秋佳节，花前月下，丹柿小院高朋满座，二胡声声、杯声斛影，好不热闹。一场盛宴满足了老舍的成就感，送走了一年的倦意和不快。他还会在朋友学生故旧的喜庆日子，把自己得意的菊花作品作为礼物相送。老舍还是个书画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他买画收画还画画儿，也经常在应酬凑份中把收藏送与朋友，以掩文联主席的囊中羞涩。也因为画画儿，老舍还促成了新凤霞拜齐白石为师的好事也成全了新凤霞与吴祖光的幸福婚姻。老舍好“吃”，也许出于对老北京“吃”文化的研究，凡他发现和喜欢的东西，都会用自己的稿酬招徕好友一同品尝解馋，北京的翠花楼、同和居、全聚德、曲缘酒楼等老字号饭店酒楼，都是老舍宴请亲朋好友的地方，如果自己对某个稀罕物烹制拿手，他还会大摆家宴，请来梅兰芳马连良等一同分享。老舍喜欢的菜肴，基本上是老北京最地道最纯粹北京小吃北京菜。

老舍是一个教书匠出身的作家，1918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曾担任北京十七小学（即今天的北京东城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和中学教员。后来又担任洋人的教师、大学教授等，这些经历使他与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可是，老舍又是一个彻底反对旧教育制度和应试教育的叛逆者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上，他不主张死读书，主张独立思维，（舒济的画外音）老舍的这些主张和方法对舒家后人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老舍是一个曾经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和艺术研究的作家，他的思想深处对封建专制和形而上学的思潮持格格不入的否定和抵制态度的，一旦遭遇极左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干扰时，他痛苦于不能公开反对和表明想法。60年代初期，老舍开始研究和提出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写悲剧的课题，并先后与欧阳玉倩、茅盾等老艺术家探讨这个问题由于国际和国内大环境的影响，这个问题被扼杀腹中。身为城市贫民出身的老舍，他曾经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自己是穷人，自然是共产党的人，至少是党最亲近的朋友，他恳切地希望被称“同志”而不要再叫“先生”。

老舍曾说，我们要担负起来两个十字架，而耶稣只担负起了一个十字架。我们要为既要破坏和铲除世界的恶习疾病和有毒的文化而牺牲，也要为创立新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

1966年8月24日，老舍受文革迫害，含冤辞世。中国人民从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文学巨匠。老舍是个传奇，他的一生和他所走的道路，诠释了一个伟大艺术家，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全世界的命题。

在北京市文联60年的历程中，老舍先生作为连续16年的主席，为文联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北京为有这样的杰出市民和伟大作家而骄傲。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老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老舍的艺术成就不仅使他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师和文学巨匠，他的成就、他的经历、他与北京的情缘和他的情感世界，也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的文化名片。老舍正渐渐为世界认同，他将进入更多的学校教室，深刻影响更多的孩子、更多的读者、更广泛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