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受田故居宣传片解说词配音

巍巍泰山余脉，滔滔黄河北岸，浩瀚渤海之滨，孕育了渤海雄邦、千年古滨州。在古城里有一个“一门之盛，甲于天下”的杜氏家族，绵延六百年，一门十二进士、“四世六翰林”，一代帝师杜受田更是奠定了滨州杜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杜受田出生就在滨州杜家大院。他是清王朝咸丰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太子太傅，曾任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他一生品端学粹，爱国恤民，廉洁勤政，恪尽职守。杜受田为人敦厚、心地善良。任山西学政时，在巡查的路上，他发现一位病逝在山东同乡因家庭贫困难以魂归故里，他立即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才得顺利上路。这位同乡幸得杜受田的鼎力相助，才得以魂归故里。杜受田会试第一名，殿试二甲第一名，每次的官吏大考均为一等，深得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敬重。翰林院公推他为皇子师傅，道光皇帝把教育皇子的重任全权托付给杜受田，也就是把大清江山的社稷未来托付给了他。

杜受田接过教育皇子的重任后，日教夜诲，严细精诚谨的传格授。有一次，咸丰没完成作业，杜受田令其跪在地上受训。这一幕恰被路过的道光皇帝看在眼里，爱子心切的道光在窗外说：“读书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受田听出是道光皇帝的声音，毫不退让，便朗声答道：“读书知理是明君，不读书知理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治。”道光皇帝闻声色变，赶忙进屋在杜受田面前跪倒。这便是广为流传的“双龙跪臣”的故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皇帝写好了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后，秘密立皇四子为太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自感将不久于人世的道光，召集军机重臣，当面打开宝匣，宣布圣旨。杜受田呕心沥血培养的学生，终成一国之君。

杜受田与咸丰皇帝名为君臣，情同父子。咸丰皇帝对杜受田深为倚重，所有国家大事，必先征求他的意见。在杜受田的主持下，咸丰皇帝大开言路，惩治贪官，改变清朝重满臣轻汉臣的传统，起用林则徐，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大臣，一扫鸦片战争的阴霾，颇有重振大清帝国雄风的新气象。

咸丰二年（1852年），因黄河决口，江北、山东一带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赈灾。他“冒暑遄行”，积劳成疾，于农历七月初九日病逝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当杜受田的遗疏到达咸丰皇帝案头时，咸丰皇帝披览恩师遗疏“伏愿我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当堂放声大哭，朱批说：“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凛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遂命停朝一日，将棺木运抵北京，亲临祭奠，扶棺惨恸，赠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文正”谥号是封建时代对臣子的最高评价，宋朝有司马光、范仲淹等人，明朝只有5个人，清朝也仅有8人。

杜受田故居是杜受田幼年到青少年时代生活、学习的地方。故居本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江西、湖广左布政使，杜受田的第八世祖“方伯公”杜诗的住宅。因此，这处宅院有“方伯第”之称。杜受田故居又叫“相国第”。杜受田协办大学士，俗称宰相、相国，大门内悬挂“方伯第”“相国第”两块牌匾。另外，我们还可以称这群建筑“宰相府”“翰林居”“军机大臣第”等等，总之，关于臣子的一切最辉煌的词汇都适用于这座旧宅。

杜受田故居是滨州杜氏家族的旧居，是杜家众多名臣的故居，建筑风格充分体现了明清鲁北建筑特色。杜受田故居大院占地约20亩，有28个院落，房屋380余间。这是杜受田的父辈们和众多的叔兄弟们的房产，杜受田位居一品，人臣楷模，为官一生地未置一亩，房未增一间。滨州杜家世代辉煌，从他们的故居中，便可找到些许答案。

故居的建筑简单、朴实，显然不符合主人的身份。杜家大院的奠基人杜诗，位居二品，按照明朝的礼制，他家的大门可以开三门，五架大梁，然而，杜家宅仅一门；他居住的房屋可五间正房九架大梁，然而，这里仅三间正房五架梁。滨州杜家虽有众多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且拥有众多府州主官，但是，他们的住宅极为普通，房屋装饰也异常简洁。人道是“侯门深似海”，而在这里既没有高墙大院，也没有亭台榭阁，更没有金碧辉煌与雕梁画栋，不要说王侯将相，就是和一些乡绅相比也显得有些寒酸。家产的弱势与杜家人做人的谦虚低调相映成趣，而他们对功名的低调与为人为官的积极敬业却又相辅相成。这种为人处世的低调使得曾经声名显赫的滨州杜家一度鲜为人知，甚至在众人的记忆中销声匿迹。

开放通畅是杜受田故居又一个特点。杜家大院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不仅有大门，而且有过道，四通八达。大院内，各个小套院之间不仅开后门、开侧门，而且有门道相接，有廊厦相连。大院内没有一处封闭，空间上相对独立，氛围上户户相通，一种天伦之乐，一种亲密无间，一种兄弟妯娌和睦共处温馨家庭让人顿感沉醉。大院的开放和包容锻造了一大批清官干吏，从这里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都像这座建筑一样，外圆内方，进退自如。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杜氏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子孙个个成才，于是准备扩大旧居规模。欲将故居邻宅买下。杜堮告诫家人，切不可仗势欺人，一定要买卖公道，要多付银两，同时他还拿出资金寄给家中。由于价钱公道，各迁移户都顺利地迁出，唯有西南角一户刚姓人家，无论杜家出多少钱也不愿迁。杜家人急忙写信给杜堮。杜堮回复道：自家修房屋，不要难为乡亲，刚姓人家不想迁就留下吧。这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杜家大院“钢柱子”的故事。

绣楼是杜受田故居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曾经是杜受田女儿的闺房，不仅杜家大院没有围墙，绣楼也没有围墙，杜家的女儿不仅不缠脚，而且要读书、识字、绘画。这在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是极为罕见的。

走进故居，就会悟出杜受田做人做官做事的真谛：做人要谦虚正直，人贵有自知之明，切不可张扬自大；做官要爱国恤民，廉洁勤政；做事要“端正、明白、和平、谨慎”。

滨州这片人杰地灵的沃土是姜太公的封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杜氏家族就是滨州的旗帜和代表。

以杜受田为代表的滨州杜氏家族，明清两代科甲鼎盛，封疆大吏、天下直臣、文坛旗帜人才辈出。杜家明清两朝中科举347人，其中进士12人、入翰林院6人，文官知县以上、武将千户以上的官员有39名。以“父子兄弟伯侄翰林”“四代为相”“满门皆清官”而闻名华夏。杜氏家族打破了盛不过三代的常俗，保持500年的辉煌，其根源就是杜氏文化。

杜氏文化第一要义是“正心”，心正则人正，人正才能事正。只有修身才能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智慧渊醇，能够承家报国的人。第八世江西布政使杜诗，一生持正心之道，扬善除恶，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因坚决抵制在江西为宦官魏忠贤立生祠被罢官。回乡途中，路经惠民县，恰逢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六君子”之一袁化中灵柩回乡，他不畏权势，坚持前去祭奠。杜诗嫡孙杜漺承扬先人遗志，他勤政爱民，公正执法，因河道不治，直言上书，陈治河方略，亲临河患堤防监督河务，当地百姓将这段堤防命名为“杜公堤”。漺之嫡孙杜鼒，一身正气，担任上思州知州时，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麦种，劝民种麦，百姓将这种小麦称之为“杜公麦”。

杜氏文化的精髓是教育。道光七年（1827年），三朝元老，任礼部侍郎的杜受田的父亲杜堮，著成杜氏家族的教育专著——《述训》。提倡“学优则仕，不优则不仕，优亦不必仕也”，“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正是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可行的教育实践，支撑着杜氏家族代代英才辈出。《述训》四十八则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教育典籍中永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修复开发杜受田故居，就是要宣传杜氏一门清官，把这里打造成领导干部培训基地；就是要弘扬杜氏教育思想，把这里打造成青少年教育基地；就是要提倡杜氏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示范基地。

“不染似莲花，经世何妨出世。真空如水月，禅机即是文机。”杜家私塾的这副对联揭示了无穷的哲理。杜受田故居高品位的文化氛围给人灵魂的熏陶永远是第一位的。与明清时期山东著名仕宦家族相比，与中国有名的豪门相比，滨州杜家毫不逊色。滨州杜家之所以没有轰动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世俗虚名，他们追求的是宁静致远、淡泊名利，正因如此，杜家才能跳出“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轮回。“一座杜家宅，明清两朝史。”“世族言家法者，以杜氏为称首焉。”“山左称文学世家者，当首推滨州杜家”。历史已经给了他们准确的定位。

区委、区政府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将杜受田故居保护修复工程列为全区重点工程，成立了杜受田故居保护修复工程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规划设计建设组、宣传策划组、环境保障组、项目申报组，全面负责杜受田故居修复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何思清高度重视故居保护修复工程，多次深入现场调研故居开发情况。

区委、区政府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分三期工程，精心打造鲁北名人故居，精心打造建筑精品、旅游精品、文化精品，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完成保护修复工程并建设相应服务设施，打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AAA级旅游风景区，力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AAAA级旅游风景区。故居的开发又是我们“四环五海、生态滨州”“粮丰林茂、北国江南”一张靓丽的城市品牌。对于提高滨城区知名度，打造文化品牌，促进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带动并促进全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