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央视专题片解说词配音（第九集）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三千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两万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匾额：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原来啊，戒备森严，那个老百姓连个城墙边都不能挨，现在能够打开进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只要有条件，我得砸锅卖铁我得买一张票去看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罗随祖：“当时有人说我这一生能够有机会踏进故宫我就满足了。”北京居民刘曾富（93岁）：“我就瞧见那个钟，各种的钟，还有瞧见什么呢，他们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长女吴珊（91岁）：“成立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观是礼拜几是哪一路哪一路。”多数人参观故宫是因为皇室宫廷生活的神秘，来看看热闹。也有一些人为了能亲眼看到皇家的书画藏品，专门来看门道的。著名书法家启功（93岁）：“第一，是有老师教导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那么这样呢，这三天里头那收获，收获大了，但是旁边的人看呢，随便看着玩儿那另说，我们有意来学画儿那是天上飞下来的宝贝。”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有一些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这段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是一个叫克林顿·西蒙斯的美国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五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登上了龙椅，又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着一个老臣满脸泪痕。溥仪不知道那个老臣就是袁世凯，就是不远的将来也当了几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一个多月后，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了退位诏书。年仅6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

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他们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这个条件主要是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四百万元生活费。就这样，末代皇帝溥仪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人。这就是清室退位后隆裕太后向各部下发的诏书原件。

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逊清皇室，被准许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线，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也就是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

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郭布罗·润麒：“那会儿溥仪还小呢，十七八岁，他岁数还小，还是愿意跟小孩儿一块玩儿。”

郭布罗润麒，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进宫后和比他大七岁的溥仪玩耍的情景。

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郭布罗·润麒：“在家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我就带到溥仪那，溥仪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连婉容也学，有相片，婉容也会骑了。”

这就是溥仪当年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溥仪的话呢，他生活在这种只能在宫里这样一个小天地生活来说，对他来说是个很苦恼的事情，他不能出去啊。”晚清史研究学者《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贾英华：“在这个溥仪后半生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三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的就是高墙，什么，紫禁城的高墙。”

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向往着自由。高高的宫墙已经隔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当年溥仪在宫中订阅的报纸，这些报纸刊物不知给溥仪带来多少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许是英国教师庄士敦的缘故，溥仪受到了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

晚清史研究学者《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贾英华：“有了电话，他觉着笼中的小鸟有了跟外界沟通的机会了，那就四处打电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拨到什么，一拨呢就拨到胡适那去了。”

晚清史研究学者《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作者贾英华：“他给胡适打电话的时候呢给胡适吓了一跳，他也不说自己是谁，说，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他说那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

1916年，袁世凯自立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于是，在短暂的八十三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仅仅一年之后的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十二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忙不迭地更换着各种旗子，很多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备好了共和旗、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与此同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正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发生着。外界的风吹草动在紫禁城内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知道，《清室优待条件》以及袁世凯的承诺已经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优惠待遇早晚有结束的一天。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溥仪开始以赏赐的名义让弟弟溥杰把宫里的藏品慢慢带出宫去。溥仪如此，宫里人也早已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日后的生计打算。这时，英文教师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玩铺，一打听，这些古玩铺的老板都是宫里的太监，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所以这么一来呢，溥仪有点那什么，这个东西不对啊，宫里的太监上那当那个古玩铺的那什么去，那么这些东西由哪儿来，还不都是宫里的。”

紫禁城当时藏宝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在16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叫太监打开了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玩。

溥仪对当时紫禁城做了这样的描述：紫禁城表面上平静，里面的秩序却是糟糕一团，我究竟有多少财宝呢？这些东西没有数目，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所以溥仪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当时就下令，就是要清查宫里的藏品。”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还没等他检查呢，他放出这个风来，出来这个事儿以后还没等他点查呢就着火了。”

据说火警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不知怎么回事。结果建福宫一带烧成了焦土。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当然建福宫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但是肯定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溥仪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应该是激起了全国的公愤。”我们今天依然能从溥仪生活原貌展览当中看到他们当年在宫里的生活情形。从1912年到1924年，逊清皇室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十三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日后迁居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这样的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

1924年冬天，紫禁城内廷忽然走来三十多个士兵、警察，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壁和国民代表李石增。他们见到了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惶失措。他们恳求着，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几次交涉过后，鹿钟麟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这两张照片是当年溥仪和太监宫女们出宫时拍下的。

第二天，鹿钟麟、李煜瀛等一行人，来到了存放御玺的交泰殿，他们首先要查收象征皇权的印玺。在文物工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用真实的御玺再现了当时点查的情景。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御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23颗御玺。这些御玺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帝制到此，总算彻底落下帷幕。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当年仅有八岁，已身为演员的宋保罗还记得为冯玉祥将军的庆功堂会做表演的情景。

京剧演员宋保罗（89岁）：“就是庆功会，那个，大概有几万部队呢，都在看戏，黑压压的一片，那时候，冯玉祥嘛穿一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都很开心的。”皇帝走了，皇宫依旧，可是皇宫里究竟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是李煜瀛，李煜瀛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在驱逐溥仪出宫时被推举为国民代表。同时聘请了蔡元培、陈垣、沈兼士、鹿钟麟、张壁、俞同奎等社会文化名流担任委员。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所以清室善后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复归于民，属于为民国政府所有。

吴瀛，在溥仪出宫那年三十三岁。时为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同时兼着北京市政府坐办，主要责任是对逊帝溥仪和清宫事务的监管。溥仪出宫后，受清室善后会委员易培基的聘请做了故宫的顾问。吴瀛的大女儿说，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易培基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喜爱。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长女吴珊（91岁）：“都喜欢玩儿古董，所以他来北京就去逛琉璃厂，他们就一块去买这些看这些，每个礼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厂去了。”

就在清室善委会准备点查的时候，时局又发生了变动。奉系张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辞职。第二天逊清皇室人员立即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强迫。善委会原定在11月22日进行的点查预备会被迫停止。

溥仪的弟弟溥任（87岁）：“我父亲劝他别闹，说没有好结果他不爱听。溥仪老做梦，其实那都是瞎想。”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长章宏伟：“他们呢就为了，就是说第一他们想再争取回到宫里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希望，那么第二个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宫里来，也希望能把东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章伯锋：“这个事情嘛，在段祺瑞那得到支持，段祺瑞当时命令内政部和警察厅。”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长章宏伟：“不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的物品。”

这时，一位叫庄蕴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六十位议员有五十九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后来，被民国政府委任为民国审计院长，同时参与了善后会的工作。庄蕴宽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易培基等人。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之孙吴欢：“段祺瑞这么个情况下呢，批准了这个呈文，批准了呈文了就在法律上等于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石曾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了故宫。”

就在1924年11月24日这一天，善后会在李煜瀛的带领下开始了正式的点查。他们首先从乾清宫开始。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点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们在原地进行了再现。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乾清宫是第一个开始点查的，编成了“天”字。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踏凳子，就把它记录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文物，这件事被传为了笑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走进宫殿，感到既新鲜又好奇。

这天的点查工作被人用这几张照片纪录了下来，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年仅十九岁的单士元。三十二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单士元之女单嘉筠：“正好呢有个摄影委员也在那儿，就说那个单士元给你拍个照吧，说穿那个马褂拍个照吧，他自己还曾经写过，呆若木鸡，好像个老学究似的，不可看也。”

当时对来故宫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单士元之女单嘉筠：“它首先要有两个坎儿，就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就是说铺保。”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你要进故宫那门儿，三家铺保。”单士元之女单嘉筠：“一旦发生了盗窃发生了不轨行为，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替他去还钱，一个呢就人保。”故宫博物院原馆员傅连仲：“保证你那什么呢没事儿，最大的一个就是你不能偷盗，一草一木都不能往外拿。”

当时在宫里把点查叫“出组”，工作完毕叫“退组”。出组时大家要一起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单独行动。点查初期正是隆冬季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发生偷盗的事情，他们用带子扎紧袖口，使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经常被冻成冰块。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他们那些人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这种责任感，现在真的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强烈。”

善后委员会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每一次点查的名单上都印着组长和成员的姓名。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出组完毕后，要贴封条上锁。这封条上的四个部门是国务院、警卫司令部、清室内务府、善后委员会，当时还要求工作人员退组时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备日后的查档。

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的文物有117万多件。故宫连同宫中的珍宝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善后会依照国际惯例上对皇室宫殿处理的办法，应该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1925年的7月31日，善后会在清点养心殿卧室的时候有一个重大发现，那是溥仪和清宫遗老旧臣金梁、康有为密谋复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查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自溥仪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二十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他的复辟活动。回到紫禁城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会认为，应该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1925年的9月份呢，9月底他们就开过一次会就说是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呢这就是彻底杜绝了溥仪这一伙复辟的念头了。”

1925年的初秋时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先生用大抓笔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就像本片开篇向大家展示的那样，1925年10月10日，距今整整80年的这一天，故宫博物院成立了。

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博物院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的永久的一个机构，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别是为教育、研究、游览的目的提供展览。”

当时的一位学者评价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规的开端。神武门前车水马龙，拥挤空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

在袁世凯死后的十二年间，前前后后有五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轮番上台。不管是谁在台上，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1926年，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理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增、易培基等五人。他们被通缉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宫问题上跟段祺瑞政府长期对立。故宫博物院失去了领袖。自此，善后委员会被迫解散。很快，七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员会”，在重新选举中，满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在他们的鼓动下，迎溥仪回宫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当时留任的庄蕴宽、陈垣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上任，怒而辞职。故宫博物院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然而，紧接着为保护故宫而据理力争的陈垣先生却被捕了。陈垣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今天，他的学生启功先生这样评价他。

著名书法家启功：“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宝贝。”

1926年，坚持为故宫工作的吴瀛先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故宫正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就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灾多难。我们一班看护的庸仆，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他们为了不受北洋政府的摆布，坚持不要政府的拨款，一切院务开支仅靠门票收入艰难维持着。

与此相反，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因属于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够正常的运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李石增、易培基、陈垣全遭通缉、逮捕。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吸纳了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蔡乐苏：“这一拔知识分子这一拨文化名流，以他们的身份，因为这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个文化的大师呢他可以足足可以镇住一个领兵百万的军阀。”

然而一年之后，又一位军阀张作霖却下令查办故宫，名义上是彻查文物，实际上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把管辖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竭诚维护者，故宫院务没有受到影响。时间走到了1928年，中国又处在一个风云突变的时期，自清帝退位后，此时的中国即将迎来第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年六月，曾经被通缉远走他乡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因身体原因一时无法北上，所以他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等人代为管理故宫，马衡到任后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至此，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稳定发展时期。

正当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初现光明的时候，一个叫经亨颐的议员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他把故宫视为清室私人逆产，主张废除故宫。他的这一提案居然在民国议会上获得了通过。

这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曹锟执政时期，有人曾建议拆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国民议会大厦的事情，此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远在洛阳的秀才军阀吴佩孚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为此事划上了句号。现在又出现废除故宫的提案，文化界人士无不愤慨。他们委派张继先生针对经亨颐的提案，在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上一一进行驳斥。故宫博物院终得保存。

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一吴瀛之孙吴欢：“老实讲尽管有不同的这种企图，但是从大局面上讲都给故宫网开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对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罗随祖：“经过这样的军阀混战，经过这样的动乱，没有遗失，反而完整保存下来，真的是感谢，真的我们要感谢这个先人，这么多先人做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工作，也足以使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觉得自己骄傲。”

让我们再次记起一些名字，李煜瀛、易培基、陈垣、马衡、庄蕴宽、鹿钟麟、吴敬恒、沈兼士、吴瀛、蔡元培、俞同奎等等等等。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始终跟历史的激荡与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宫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宝随着命运的起起落落，始终让疼爱她、视她为文化传承的故宫人揪心不已。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着把故宫博物院完好地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