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央视专题片解说词配音（第四集）

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

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愉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垂帘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愉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上朝。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又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

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皇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皇极殿，或者皇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

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在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禁门。

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朝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房，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绵愉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垂帘听政”。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皇宫，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甚至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涉政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后，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白热化。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

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

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兴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

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理。轻重程度，只要查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十万名太监。那时侯，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的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九千岁，最后居然成了九千九百岁。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清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一个多月后，清军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现。公元1722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缴，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回康熙的朱批谕旨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开始，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

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力。奴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的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

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得到验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御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